前不久在《中华读书报》上看到一篇文章，作者在北大听戴锦华教授的课，听到戴教授盛赞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就发问道：假如你有女儿，想不想让她看这本书？戴教授答曰：否。于是作者以为自己抓到了理，得意洋洋地写了那篇文章。读那篇文章时，我就觉得这是一片歪理，因为同样的话也可以去问谢晋导演。谢导的儿子是低智人，笔者的意思不是对谢导不敬，而是说：假如谢导持有上述文章作者的想法，拍电影总以儿子能看为准，中国的电影观众就要吃点苦头。大江健三郎也有个低智儿子，若他写文章以自己的儿子能看为准绳，那就是对读者的不敬。但我当时没有作文反驳，因为有点吃不准，不知戴教授有多大。倘若她是七十岁的老人，儿女就当是我的年龄，有一本书我都不宜看，那恐怕没有什么人宜看。昨天在一酒会上见到戴教授，发现她和我岁数相仿，有儿女也是小孩子，所以我对自己更有把握了。因为该文作者的文艺观乃是以小孩子为准绳，可以反驳他（或者她）的谬见。很不幸的是，我把原文作者的名字忘了，在此申明，不是记得有意不提。

　　任何社会里都有弱势群体，比方说，小孩子、低智人——顺便说一句，孩子本非弱势，但在父母心中就弱势得很。以笔者为例，是一绝顶聪明的雄壮大汉，我妈称呼我时却总要冠个傻字——社会对弱势人群当有同情之心。文明国家各种福利事业，都是为此而设。但我总觉得，科学、艺术不属福利事业，不应以关怀弱势群体为主旨。这样关怀下去没个底。就以弱智人为例，我小时候邻居有位弱智人，喜欢以屎在墙上涂抹，然后津津有味地欣赏这些图案。如果艺术的主旨是关怀弱势群体，恐怕大家都得去看屎画的图案。倘若科学的主旨是关怀弱势群体，恐怕大家都得变成蜣螂一类——我对这种前景深为忧虑。最近应朋友之邀，作起了影视评论，看了一些国产影视剧，发现这种前景就在眼前，再看到上述文章，就更感忧虑。以不才之愚见，我国的文学工作者过于关怀弱势群体，与此同时，自己正在变成一个奇特的弱势群体——起码是比观众、读者为弱。戴锦华教授很例外地不在其中，难怪有人看她不顺眼。笔者在北大教过书，知道该校有个传统：教室的门是敞开的，谁都可以听。这是最美好的传统，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但不该是谁都可以提问。罗素先生曾言，人人理应平等，但实际上做不到，其中最特殊的就是知识的领域……要在北大提问，修养总该大体上能过得去才好。

　　说完了忧虑，可以转入正题。我以为科学和艺术的正途不仅不是去关怀弱势群体，而且应当去冒犯强势群体。使最强的人都感到受了冒犯，那才叫做成就。以爱因斯坦为例，发表相对论就是冒犯所有在世的物理学家；他做得很对。艺术家也当如此，我们才有望看到好文章。以笔者为例，杜拉斯的《情人》、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还有许多书都使我深感被冒犯，总觉得这样的好东西该是我写出来的才对。我一直憋着用同样的冒犯去回敬这些人——只可惜卡尔维诺死了。如你所见，笔者犯着眼高手低的毛病。不过我也有点好处：起码我能容下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

新疆追记----王力雄

请对他们说一声yahximusiz----黄章晋

不要忘了中国也是多民族国家----梁文道

为西藏问题寻找最大公约数--期待民族的和解----梁文道


我的西域，你的东土----王力雄著

黄章晋

如果拍一部电影，其目的就是要让日本人牢牢记住南京大屠杀的残酷，并产生与受害者强烈的共同命运感，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用自然主义写实手法将大屠杀中各种惨剧全部展现一遍，日本兵由中国人演，中国受害者，则由日本演员演。

两年前，共同社记者斋藤真和我聊起历史时告诉我，大约是90年代，日本拍过这样一部片子，他印象特别深刻的一点是，他认为全日本最美也是他最崇拜的一位女星，非常牺牲精神地在镜头前三点全露，他不记得电影名字，于是在餐巾纸上写下了这个女星的名字。当然，他不认为这是一部好电影，因为日本人扮演的中国人和中国人扮演的日本兵，在他看来都太假。

可惜，写有斋藤心中最美女星名字的那张餐巾纸，等我想起来时，它不知道被随手丢到哪里去了，否则，今天在《南京南京》和《拉贝日记》同期上映时，可以委托一下在日本的朋友们帮助查找一下。

想起这部未曾得见的电影，是留意到陆川反复强调，他希望《南京南京》能在日本公映。我无法不想，这部片子以日本士兵角川为主视角，以及他这么迫不及待地诉说心愿，到底是为将来盯着日本票房市场铺路，还是为的是教育日本人呢？

就我个人对《南京南京》和《拉贝日记》观后印象，虽然陆川的作品是部垃圾，但真在日本登场，至少他的名字会在讨论和争议中被人记住，恭喜他得偿所愿吧；至于后者，我想，他真是把日本人当成中国人，丧失了历史记忆，需要他来教育，更低估了日本人研究南京大屠杀问题上的认真程度。在他之前，日本已经拍了更血腥的南京大屠杀，而且，日本版的高圆圆早做出了当着你的面把最美的瓷器砸得粉碎的牺牲。

在看《拉贝日记》前，我草草写了点《南京南京》的感受，有人跟贴说，我对陆川作品的贬低是在为《拉贝日记》当托。这位先生真是高看我了，德国人还不至于找我来当托。看过《拉贝日记》后，得再补充一句，固然《拉贝日记》叙事节奏舒缓朴素，张弛有度，人物塑造还算丰满，较之陆川的天资不够却努力装深刻，远胜几筹，但《拉贝日记》中，那个戏份很大的金陵女生其实完全多余，至于她的弟弟拔枪击毙试图强奸她的两个日本兵，并成功逃脱的情节，不可信到了令人发毛的程度。不过，两部片子的电影水平高下之别不值得浪费笔墨，此亦非我所长，说说历史吧。

谁的历史，谁的记忆

其实，我今天是一个资深新闻民工，多少得感谢一个“长谷川弘一”的日本人（当然，他更像中国人而非日本人）。2000年2月，我上网第二天就看到了他那篇被到处转载的辱华帖，激愤之下，我匆匆写就的《难道我们不是劣等民族》，随即在网络世界被疯狂转载。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一瞬间被无数陌生人认可，可想是多大的正面鼓励。我迅速变成一个网络写手，接着变成新闻民工。

此后，“长谷川弘一”源源不断出现，辱华帖虽然越来越长，但水准却飞流直下，与此同时，从长谷川之后，中国网民的鉴别能力却越来越强，因为仇恨、因愤怒而重读历史，你只要是智力诚实，不可能不像我一样，由一个“仇日愤青”变成“汉奸”。

在《难道我们不是劣等民族》中，我曾说，我十二岁之前是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上，此前，如果我听到这个词，会以为是国民党在雨花台屠杀共产党人，因为我从小学老师那里知道，雨花台有30万共产党人被屠杀。

至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前因后果，如果多留意点重要当事人的回忆录并动下脑筋，相信你会认为，整个中国官方对此的框架性描述都是错的：1937年爆发的中日全面战争，并非一场有预谋的要灭亡或全面吞并中国的侵略战争，即使到1945年，日本都没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你要质疑我，我建议，最省事的办法，就是去买一本俞天任先生的《军国幕僚》。我不是因为帮此书作过序而推荐它，而是因为它是我读到的这类书中写的最好的一本。我相信国内有不少历史学家水平比俞天任高，毕竟旅居日本的俞天任先生只是业余研究历史。但中国的历史学者们的体制内身份决定了他们只能沉默，就像我问一位专门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学家，如何看待遇难人数时，他沉吟半响说，三十万是个政治数字，我们不要讨论它。

不能不说的遗憾是，旅美的张纯如在撰写南京大屠杀的著作中，忽略掉了一个不应忽略的问题：在中国，哪怕是所谓的夏朝的历史，都不太容易公开发表与官方不一致的观点，何况如此敏感的近现代史？她轻信了官方控制下的大陆同行的诚实，以为这些研究成果都是确凿无疑的。我想她死前应该感受到了这种轻信带来的耻辱。

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谈起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都会本能地皱起眉头。我看过日本使用最多的那个版本，个人的感受是，若它作为中国的标准教材，中国孩子们会掌握更准确公正的历史。还记得那个中日韩三国合编历史教科书吗？唯一不可能用它的国家，恰好是中国。即使是长期被中国官方批判、实际使用量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的日本右翼教科书，我仔细阅读后也认为，较之我以前读到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整体上它也要公正客观些。如果CCTV和《环球时报》的价值观，是中国政府希望灌输给国民的价值观，那么，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篡任务交给扶桑社，其实是很合适的。除掉中国人不喜欢的为日本侵略辩护的部分外，它那种隐隐约约的反西方和弱肉强食逻辑，不正是中国政府希望灌输的东西吗？

在大陆官方还不曾提起南京大屠杀的七十年代，日本记者本多胜一就多次来华，先后写出了多部关于南京大屠杀和侵华日军暴行的著作。他的第一本作品《中国之旅》曾在《朝日新闻》连载，比之中国在需要时，《人民日报》刊载几篇大批判式的文章，起码对读者了解更多具体事实和真相而言，效果要好得多吧？

如果有人希望只看一本书来了解南京大屠杀，我个人谨慎推荐日本历史学家洞富雄的《南京大屠杀》。——顺带说一句，可能很多中国人难以接受的是，在中国与日本争论钓鱼岛的归属时，中国这边寻找到的历史依据，恐怕大部分都来自井上清先生沙里淘金批阅史料的贡献。而大陆官方喜欢挂在嘴边的慈禧太后赏赐钓鱼岛给盛宣怀的证据，我到现在都没有看到有哪个历史学家站出来说，那个自称盛宣怀后代的家伙，三十年前在被拆穿时就承认了自己是个骗子。

中国是个有历史的国家吗？你看，以前只强调南京雨花台国民党屠杀了30万共产党员，不提日军屠杀了30万南京军民。现在掉了个头，南京雨花台30万被屠杀共产党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陆川是我同龄人，所受的历史教育当无差别。据说，他为拍此片研读了多年历史，做了相当多的家庭作业。想必他该知道，中国根本是个选择性遗忘和选择性记忆的国家。日本人哪里有资格与中国相比，哪里还需要他去教育。

即便他选择性地遗忘了自己所受过的历史教育，但从吴子牛到陆川本人，拍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波折，他是记得清清楚楚并不断强调的。然而他就没有想过，一部反映本国人民受难历史的电影，居然在中国要经受如此之多的审查和限制，是哪个民族的记忆和历史观需要拯救？如果电影在日本成功登陆，不恰恰证明，需要教育的是中国人，尤其是他本人吗？

中国人特别喜欢引用《菊与刀》中的一个观点，来解释日本人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即日本人是没有罪感只有耻感的民族。其实，这原本只是本尼迪克特以西方基督教文明为本位观察的结果，如果观察研究对象换成中国人，得出的结论同样会是中国人没有罪恶感只有羞耻感的民族。

你能看到，陆川特别着急地想去拯救，当然是只拯救别人，而全然不知道，他不但是这个群体中没有罪恶感的一个，甚至连耻辱感都没有一丝一毫。所以，在这个最能触动中国人情感和心灵的问题上，他的表现太令我不齿。当然，陆川只是中国特殊体制流水线一般加工出来的一个作品而已。

非但教育日本人这种事情轮不着陆川，甚至哪怕仅仅是用惨烈的电影画面让日本人深受刺激，日本人的工作也早就做在前面了。

被人拯救，无人拯救

我必须得承认，在看《拉贝日记》之前，我从未特别认真留意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大约是1987年，我第一次接触到专门讲述关于侵华日军暴行的书籍，南京大屠杀部分占了相当比重。“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字样反复出现，但我清晰记得，这个莫名其妙的名称，书中始终未予正面介绍，它只在作证时才出现。以当时一个高中生对世界和历史的理解，完全无法想象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很长时间，当这个机构和相关人员的名字出现在眼前时，我都会下意识地跳过它，恐怕它们是我在相关历史的阅读中，唯一一个只愿意想当然地去含混理解的问题。我曾模模糊糊地将之定义为，这是某个原来在租界之类的角落里存在的国际组织，非常时期他们跳了出来，起了维持会的作用，其历史意义，主要还是使我们对日军暴行控诉的证据更可信。

我后来甚至会整段整段地快速扫过或跳过与之相关文字，是因为，这个组织提供的日军罪恶描述，相比之下总是那么轻描淡写，几乎看不到那些特别残忍血腥的场景。他们咬牙切齿描述的日本兵，有时甚至是偷偷摸摸的，与这类书给我的日本兵残暴程度印象有相当距离。我只容易被那些极端残忍的描述吸引，因为只有这类暴行才能使我强烈的仇恨之火一直熊熊燃烧。

所以，我很能理解，为了维持仇恨的强度，“长谷川弘一”们的辱华文章只能越来越极端。当羞辱今天的中国人已无法起到预想的效果时，“长谷川弘一”们开始用细致的文字耐心地折磨中国女性，先是某个无名的抗日女战士，然后落到赵一曼烈士身上。我想，他们在写这些文字时，身心一定饱受摧残。在此，我向这些为了拯救民族精神，心灵曾经丰润善良纯洁、但最终枯萎的长谷川弘一们致哀。他们是一个没有历史、没有记忆的民族最不幸的牺牲者，虽然他们的牺牲，不曾拯救这个民族的一丝一毫，甚至使它愈加堕落败坏，丧失了起码的善良。

只要你真的想了解南京大屠杀，“国际委员会”这样的组织，根本就是你的眼睛和意识无法躲藏的。即便是为了拯救我们被屠杀的记忆，而非强调我们曾被它拯救，也无法永远只安排它作为历史的一个不重要的旁证出场。

我知道，我到最后潜意识依然拒斥去详细了解这段历史，仅仅是因为，一种下意识的民族骄傲，让我无法接受，在南京城破时刻，被政府丢弃的几十万首都军民，没有任何尝试组织起来自救的努力。此时，一群人上人的白人，他们甚至没有任何官方背景，就像他们在无数个第三世界国家曾经的那样，再次成了救世主。而中国人则像任何哪怕最原始的非洲部族民，无论他曾多么富有过、多么颐指气使过、多么慷慨激昂过，只能拥挤在西方人天使般张开的翅膀下。

只要你承认有过救世主与被拯救者的历史，就要知道应当感恩，这种感恩是最沉重的感恩――救世主与被拯救者的差别，绝不仅仅是国家力量强弱、武器先进落后的差别，甚至是否拥有核武器都无法改变它的一丝一毫――有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她的国民今天依然想尽一切办法逃到那些没有核武器的国家。直到今天，同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很少有中国大陆移民这样，缺乏权力意识，缺乏参与当地政治的意识。这种差别，是他们在自己的祖国被定型的差别。

如果有一天，我们将“西安以东的城市全部炸烂”，届时，西安以东的幸存者，依然和70年前的先辈一样，只能躲在那些在中国像分泌唾沫一样随时分泌爱情的洋鬼子伸展的双翅之下。只要我们追求的是“一个英雄的国家”，一个“被一群英雄领导的国家”，我们就是这样的命运。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其实只是一个没有登记注册过的NGO组织。当我突然某一天不得不知道这个事实时，真有恼羞成怒的感觉；当我在电影上看到这个组织闹哄哄成立的过程时，我的感情再次被深深伤害。

我之无法接受我们曾被人拯救，还因为我受到的历史教育，一直就在告诉我们，我们从来就是被人拯救的，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依然是，所以，我们必须感恩，必须克服一切非分之想。我们假装相信我们被拯救，并一再努力做出绝无非分之想的样子，而宣称还将拯救我们的人，假装相信我们有了感恩之心并杜绝了非分之想。当“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这个非法NGO组织，在需要我们去仇恨时，只好默许它曾拯救过20万南京军民——我真的不习惯接受这样的事实。习惯了天天假装感恩，在真正需要感恩时，我不知所措。

尽管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已经允许拉贝曾经拯救过中国人，但陆川还是令人震惊地选择让拉贝在《南京南京》时跪在中国人面前，让他为无能为力拯救中国人民而羞愧，而中国人民则宽恕了他。《南京南京》看上去，给人的感觉是，最后那20万人只有两个人活了下来，那两个人是日本兵角川拯救的。

God save me！

谁来拯救陆川？

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军队

《南京南京》中，陆川最用力的任务，恐怕是阐释战争对人性的扭曲。谈到这个问题，不妨看看日本电影《二百三高地》。片中那个在日俄战争中最后阵亡的小贺中尉，战前是个狂热崇拜俄罗斯文化的小学教师。他参军向孩子们道别时，仍不忘告诉孩子，我们是与俄国军队作战，但不能有把俄罗斯人当敌人的看法。俄罗斯是一个拥有托尔斯泰这样伟大灵魂的民族，托尔斯泰曾告诉我们，四海之内皆兄弟……不过，在经历过惨烈的旅顺攻坚战后，小贺中尉当着乃木希典的面，枪杀了一位俄军战俘。他的战友愤怒谴责他时，他回答：所有的俄国人都是我的敌人……对在最前线的士兵来说，没有什么面子与公约，只有生与死。

如果一定要选择一个日本人来展现南京大屠杀时，战争对人性的扭曲和当事人内心的苦痛挣扎，有名有姓的日本人里，恐怕松井石根会是最好的一个。当然，将这位因南京大屠杀而在东京被判处绞刑的战犯搬上银幕，陆川的智力、知识和胆量都还远远不够。

《拉贝日记》一开始就里非常明确地将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指为朝香宫鸠彦亲王――他曾代理松井石根上海派遣军司令一职，比之《南京南京》的背景交代无头无尾，比之中国媒体通常简单化地将松井石根列为元凶，多少让人觉得它在史实上的用心和认真。但是，《拉贝日记》一片中，朝香宫鸠彦亲王身边那个善良正直的参谋就来得可疑且不符合历史。因为参谋群体，是日军攻陷南京后一系列暴行的最重要组织者和鼓动者。典型如朝香宫鸠彦亲王身边的参谋长勇，此人后来还狂妄地宣称，我对谁都（以长官名义）乱下命令，一举杀了三十万俘虏。

如果因大屠杀时约束部署不力，松井石根死得有点冤，因为松井石根在日军南京进城仪式时才出场，此时大规模屠杀战俘已经结束，此前松井还曾严令日军不得驻扎城内。但是，南京战前，日军苦战3个月攻陷上海后，一度准备“凯旋班师”，后又改为“扫荡上海附近之敌，追击战线为苏州、嘉兴以东”。而松井和第10军的柳川平助却擅自下令攻取南京，他本人为日军的“下克上”火上浇油，粮秣不足的日军必然会大规模劫掠杀人，这本该是他预料之事，就此而论，松井石根被送上绞刑架，或许死的不算太冤。

松井在被送上绞刑架前对来访者的遗言摘录如下，或值一读：

“南京事件，可耻之极。在南京入城后，举行慰灵祭时，我提出也要一起祭祀死去的中国人，可是参谋长以下部属怎么也不理解，说是会影响日本军的士气。以师团长为首都是那么认为的……在举行慰灵祭后不久，我把大家召集拢来，以军司令官的身份板着脸发起火来。当时朝香宫也在场，柳川中将也是个方面军司令官，我说，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皇威，一下子由于那些士兵的暴行失去了光彩。可是，此后大家却都笑了起来。尤为甚者，某师团长甚至说‘那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仅我个人落到这样的结局。虽一个人，但能给当时军人们以更多、更深刻的反省，就此意义而言，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想，好歹已是这样了，就让我这样死去吧。”

松井石根、荒木贞夫都曾在南京大屠杀后感慨，如今的日军远不如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时期的日军。其实，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日本是一个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时期全然不同的国家，他们赞美的，是全力以赴“脱亚入欧”时代的日本，那时的亚洲和欧洲，在日本被认为是野蛮与文明的象征，那时的日本军队刻意表现自己是遵守一切国际公约的文明的军队。而二战的日本，经历过国粹主义、国家主义的洗礼，不但“鹿鸣馆时代”的全盘欧化作为耻辱被扫荡一空，而且日本早已变成了《中国不高兴》所向往的“英雄的国家”，日本军队也早已不是一支有“文艺腔”的军队。

当时的南京军民遭遇的，正是这样一支完全消灭了“文艺腔”的军队。

陆川塑造的角川因为受过一点西化教育，还残存了一点“文艺腔”，但这种“文艺腔”最后竟然驱使角川自杀！对比一下《二百三高地》小贺由膜拜俄罗斯文化而在惨烈的战争中杀俘，哪个“文艺腔”更可信呢？我当然以为，战后“文艺腔”比中国浓烈得多的日本，拍出来的人性更真实可信。想一想八十年代中越边境冲突战时期，来自西北的某军，经历过强度并不高的战事后，其扰民之无法无天，竟然让云南当地政府居民忍无可忍，上书中央称，我们云南军民自己能完成保家卫国任务，不需要某某军来帮忙。

关于南京的守城者，我的一位长辈曾负责主持南京防御工程的建设，他的回忆录中基本是以自己一生的曲折来颂扬伟大光荣正确。惟一的价值，正是关于南京之战，因为他与唐生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唐生智守南京的来龙去脉的史料，我在别的地方没有看到过。

他在回忆录中说，上海陷落后南京岌岌可危，唐生智之突然决定守南京，仅仅是因为长期跟随唐的佛学大师顾伯叙对唐进言，南京自古帝王之都地势险峻固若金汤，而日军此来仓促，他算定日军必蹶南京城下，故力劝久坐冷板凳的唐生智争取建此不世之功。国防会议上，原本大家都认为不应死守南京，但唐一番爱国慷慨陈词，无人敢撄其锋，唐如愿成为南京守军司令，统辖上海苦战后建制不全且并不服从这位老军阀的守城大军。

守城期间，顾大师在唐公馆花园内秘密建一神坛，每日做法祈祷，但是，该坛某日中午竟被路过日机无意中丢下的炸弹正中，当即粉碎。唐回家见此情景，当即目瞪口呆不能言语。也许是出于避讳，回忆录中未明言唐生智突然丢下几十万军民只身逃跑，是否仅仅是那颗炸弹的缘故。

据说，松井石根在被绞死20年后，他的秘书曾拜访蒋介石，蒋后悔流泪，说对不起松井石根。不知道蒋介石是否曾后悔过让松井石根上绞刑架，而唐生智却没有被送上绞刑架。

唐只身逃跑时，竟忘记通知守卫南京惟一逃生通道挹江门的三十六师。结果，奉令任何部队不得出城的三十六师与争相逃跑的军队与发生冲突，其激烈程度远非《南京南京》中刘烨扮演的陆剑雄与日军的那场小战斗可比，更非影片中守门部队与逃跑部队抱团看哪边力气大——溃军动用了数辆坦克才打败守门部队夺路出城。双方战死者数量，应当不少于南京陷城后与抵抗日军的牺牲。如同圆明园周围老百姓在英法联军入园之前就先行抢劫的翻版，日军进城前，溃败的守军就开始在城内抢劫放火。

9年前，我在写《难道我们不是劣等民族》时，强烈的怒火指向当时不争气的中国，指向当时不争气的中国军队。看完《拉贝日记》时，依然气结难平。其实，不消一同前往的同事劝告，我也深知，当时抵抗日本现代化军事机器的，是一个前现代化的国家，一个前现代的军队，许多奉令开往淞沪前线的军阀部队，经历从故乡到江南的芒鞋千里，还未投入战斗就已处于崩溃的临界点。

而这个国家的国民，对国家的现代认同，对民族的现代认同，已集由此而生的向心内聚力，并非内生性的因素，而恰恰来自日本入侵的外部性刺激。南京大屠杀七十多年后，中国人的国家认同，依然要靠对“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对时刻要再度灭亡中国的日本的阴谋想象来激发和维系，这才是我最伤痛之处。

今天，任何对这个国家出于个体自觉的精神探索，都是不被允许的，我们何来真切的历史和真切的记忆，更何谈拯救。

当陆川们一脸深刻地皱起眉头，当我们慷慨激昂高谈大义时，或许有必要在夜深人静时抚摸胸膛，自问一下，是否“在这残酷的时代，我歌颂过自由，并且为那些倒下去了的人们，祈求过宽恕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