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请求熄灭
生铁的光、爱人的光和阳光
我请求下雨
我请求
在夜里死去

我请求在早上
你碰见
埋我的人

岁月的尘埃无边
秋天
我请求：
下一场雨
清洗我的骨头

我的眼睛合上
我请求：
雨
雨是一生的过错
雨是悲欢离合

看了这篇文章你就会明白： 　　为什么中国人在美国论坛里没有言论自由？ 　　为什么反战母亲会被捕？ 　　为什么美国政府可以反对某些言论，比如恐怖主义言论？ 　　为什么拍了一张美军运送士兵遗体的照片发表会被解雇？ 　　为什么美国媒体可以拒绝发表某些敏感性文章？ 　　 　　而这些全部都符合言论自由的原则。论自由是针对政府管理老百姓言论的标准，其最大目的就是为了监督政府，所以与其说是政府管理老百姓言论的标准，还不如说是老百姓监督政府的标准。 　　 　　1． 中国人很多爱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动不动就说绝对，妄图通过说明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来否定言论自由， 　　 　　世界上确实没几样绝对的东西，我们更不不需要动不动就讨论什么东西是不是绝对的。 　　为什么不说：世界上没有绝对可靠的党员？ 　　为什么不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大公无私？ 　　为什么不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言论限制？ 　　却单单强调：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 　　 　　这就像是企图通过说明，世界上所有白色的东西都不是决对百分之百反光，来证明世界上没有任何白色的东西一样滑稽可笑。难道说因为黑色和白色的东西都不是百分之百吸光和反光，所以就能说说黑和白都是一码事了吗？这种说法，是想让人潜意识里形成白和黑差不多，以达到混淆是非的目的。这就好比说因为有警察的世界一样有犯罪，所以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法制，以暗示警察和法制对付犯罪没用多大的用处，所以大家也就不要要求要什么警察和法制了一样荒唐。 　　 　　2． 中国人很多爱犯的第二个错误是认为：言论自由凡是造谣，诽谤，都不属于言论自由范围。这是对言论自由的又一个误解。 　　 　　其实言论自由应该有的标准是： 　　仅仅除了允许针对普通个人的诽谤和漫骂言论，并且造成了实际损害的，可以由受害人提起民事诉讼。这里大家必须注意。 　　 　　第一． 是针对普通人。这是相对于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还有公众事件中的相关的人来说的，比如总统，NBA名星，影星，民间的政治人物，甚至比尔.盖茨，或者一个安然事件中的涉案人员等，这些人都可以受到大家的各种评论，当然也包括极端的言论，比如谩骂和侮辱。 　　 　　以美国为例，美国法律规定— 　　官员和公众人物、以及公众事件相关的人不得通过提起法律诉讼获得隐私权和名誉权赔偿。因为如果批评和评论、监督政府官员，要求每一句话都必须完全正确，要有一句话说错了，就说损害了官员的名誉，就要求起诉赔偿，这样老百姓还怎样有效的监督政府官员呢？同理，如果人们不能自由的评论我们周围发生的公众事件，以及公众事件中的人，老白姓又怎么能够参与到社会事务和政治生活中去呢？老百姓又怎么能在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中发挥作用呢？当然有些官员在被骂急了的时候也会提起诉讼，法院也会受理，但是即使是真的造谣，受害者也不能获得赔偿，法庭也就是仅仅是对受害者正正名而已，造谣者还可以继续造谣。所以在美国你几乎找不到这种政治人物或者明星打名誉权官司的，基国却有一大堆这种名人打名誉权官司的。 　　 　　第二．是必须针对个人。也就是说，就当是骂的是普通人，但是如果骂的是一个群体，比如美国人，非洲裔美国人，或者河南人，广州的无业游民，或者哪个学校的老师们，这些都不是单独的个人，而是一个群体或者一个组织。在社会生活中，我们经常要以群体为单位评论各种社会现象，这些人虽然都是普通人，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对这些群体进行评论的话，我们又怎么能够评论我们的社会呢？比如我批评说：“我小孩的学校老师都是只知道收钱，不会教书的垃圾”那个学校就因此说我损害了他们的学校老师的名誉，要和我打官司，大家说要是这样，还有什么言论自由可言呢？人们又怎么能够通过言论的评论参与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去呢？以美国为例任何评论政府提供的服务，企业和商场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包括公立和私立学校，等等这些在法律上都是言无禁忌的。 　　 　　第三．必须造成实际损害。我举一个例子，美国有一种专门造谣和吹牛的报纸，用来供人们茶钱饭后消遣看的，上面有很多莫须有的新闻，比如布什被拉登强奸了呀，萨达姆没有死，那个被抓的萨达姆是假的呀，等等无奇不有。曾经发生过对一个普通的教授的性生活进行调侃的报道，这个教授后来提起民事诉讼。结果是，因为这种报纸本身就是专门造假的报纸，没有人把他当真，所以也就不存在实际的损害，当然也就没有获得名誉权和隐私权赔偿。另外日常生活中老百姓之间的斗嘴和骂架也很少有人去打官司，就是因为实际损害很小，根本犯不着为这种小事去费神讨力打官司。 　　 　　第四，只有民告民的民事官司，没有官告民的刑事官司。也就是说只有普通的个人受害者能提起诉讼，政府不能因为言论对老百姓进行诉讼，老百姓任何评论政府的言论都是自由的。也就说即使布什想通过打官司为他的名誉正正名，前面我们已经说了，他不能获得赔偿，打官司只能起到正正名的作用，布什也只能自己掏钱，不能花政府的钱去为自己正名。 　　 　　3．中国人爱犯的第三个错误是认为：只要是涉嫌国家机密，和国家安全有关，都不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都不能说。这又是另一个错误。 　　 　　现代自由民主社会对保密的原则是：政府在某些领域范围内，可以保住政府自己的秘密，但是作为监督政府的老百姓和媒体没有替政府保密的责任和义务。说的通俗点，就是谁的秘密谁保管，当然这里还有个前提，就是这些人、组织或公司没有和政府签署帮政府保密的协议。只有那些与政府签署了替政府保密的协议的政府雇员（军人也属于政府雇员），并且政府为此支付相关的保密费，这样的人或者组织才有责任在合同规定的范围内为政府保密。 　　 　　这条不仅适合于政府和政府雇员（包括军人）之间，也同时适合普通的公司和他的员工之间。其实看看国外的公司和中国的外企就知道，公司和员工经常签署保密协议，明确保密的范围和时间等，并支付保密费。没有这个，员工就是泄露了什么秘密，公司是没有任何权力起诉该员工泄密的。比如前几年微软的李开富跳槽到 Google公司，微软就是拿公司和李开富当年签署的保密协议打的官司，没有这个保密协议，美国的法院根本就不会受理。 　　 　　同样道理凡是没有和政府自愿签署保密协议和保密合同的老百姓、民间组织、媒体和公司都没有替政府保密的责任和义务，说简单一点，对于我们老百姓，我们既不是政府的人，又没有拿政府一分钱，凭什么要我替你保密？何况政府是我们老百姓请的公仆，本来仆人干的事对主人遮遮掩掩，不让主人知道，就已经让我们老百姓够不放心的了，万一老百姓或者记者获得了，作为公仆的政府可能损害大家利益的事情，作为公仆的政府还要以这是机密为由要大家为他保密，不保密还要起诉我们，甚至让我们蹲监狱，这还了得？！所以说保密这档事儿，那是政府的责任，老百姓没有替政府保密的义务。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感到疑问，那美国政府把某些资料列为机密文件干什么？关于这点其实很好理解：首先这是美国的行政部门内部制定的机密条令，这种条令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法律，因为他仅仅在美国政府内部有效，也叫行政法令（只在行政部门内部有效的条令）。说白了就是政府办公纪律，政府自己制定的规矩是管不了民间自由的老百姓和媒体的。至于政府怎么保住自己的秘密，那就只有靠政府自己管好自己的人了。 　　 　　看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伊拉克战场上的有些记者报道的内容要通过军方审查后，才能发表了。其实这些记者都是自愿和军方签署了保密协议的，协议内容就包括——军方让记者到军队内部进行采访，所有要对外发表的信息都必须通过军方预先审查，当然作为回报，军方会为该记者开放一些军事行动，甚至提供军队战斗车辆让其跟随部队到前线报道新闻。否则军方可以拒绝记者到军队中采访。为了获得这样宝贵的采访机会，有很多记者都是愿意签署这样的保密协议的。这就好比你自己的家是不允许记者随便进来采访的，如果有记者要采访你家，你就可以和这个记者签署所有采访对外发布的信息必须预先经过你预先审查同意才能发表的协议，否则你就可以拒绝记者到你家里面来采访。当然在伊拉克战争中这不排除某些不怕死的记者自己跑到前线上去采访，没有和军方签署保密协议的，那这个记者要是弄到了什么机密内容要发表，那军方是没有任何权力审查的。 　　 　　同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个把美军运送死亡士兵遗体的照片，发到报纸上的飞机运输公司员工会被解雇。因为和美军合作运输军队人员和货物的飞机运输公司是和美国军方签署的有替政府保密的合同的，协议要求不能泄露任何运送的东西的任何信息给外界，当然这个公司和他的员工也是签署的有类似的保密协议的，所以发表照片的那个事情，飞机公司员工被解雇其实还算好的了，因为她这是违反了保密合同的犯罪行为。幸好该照片的信息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要不然他会吃官司，飞机公司也会受到法律的追究。 　　 　　另外美国法律规定记者或媒体没有义务向政府提供其获得的信息（包括政府的秘密）的消息来源，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作为监督政府的媒体更好地行使监督职责。在道义上，受访者好不容易冒着风险接受了你的采访，你还要出卖她，这也太让记者在道义上为难了。民主制度的原则就是在制定法律的时候，要尽可能大的保障媒体和老百姓监督政府的权力。作为为大众服务的政府，瞒着老百姓做事，把一些事情列为机密，如果还不大大加强民间的监督，这个政府就极有可能在暗箱操作下，迅速蜕变成为化老百姓钱，又不干事的腐败政府。至于美国政府自己要怎样找出泄密的源头，他只能自己想办法，或者加强自己的内部保密工作。 　　 　　我这里还可以举一个美国的例子。当年有一个原子弹的爱好者，自己写了一本书如何制造原子弹的文章，想在报纸杂志上连载。后来被美国政府知道了，一看都是保密内容，就到法院起诉。这案子在当年闹的非同小可，因为这可是威力巨大的原子弹，连法官也吃不准到底该怎么办，可见美国人在遇到紧急的新问题的时候脑袋也会犯糊涂。后来就开始打官司，这官司打得好笑，代表政府方的检察官说被告泄密，法官问泄密了什么内容，政府方回答，泄密的内容是保密的，不能告诉你。法官又问，能不能在他的文章里指出来，是那一页，那一行？政府方说，这也是机密。法官又问，那么你们为什么说原告泄密了机密，政府方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机密。大家看看，这个案子还怎么审？,最后这个案子不了了之，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翻翻这个案子的资料看看，很有意思的，我就不赘述了。 　　 　　4．中国人爱犯的第四个错误是认为：所有的公共场所都是“公共的”，只要是公共场所就能随便说，这又是另一个错误。 　　 　　不知道这是汉语的语言丰富性呢，还是语言表达不准确，人们经常容易混淆这样的概念，之所以会出这样的问题，根源在于我们经常所说的公共场所其实分为两类： 　　 　　第一类为真正属于“公共的”场所，比如街道，广场，开放的公园等等。属于这这类的地方一般大家都不会搞错。 　　 　　第二类准确的称呼应该叫“准公共场所”，它仅仅是公众能够活动的但是并“不归属于公共的”。比如候车室，电影院，这些场所虽然公众能够活动，但是其实他仅仅是 某个公司的经营活动场所而已。它的归属权属于某个公司，在这些场所经营者当然有权力制定某些规章制度来保障经营活动的有序进行。这就好比说你开了一个餐馆，我却没有经过你允许，天天到你的餐馆里面吆喝买报纸，还美其名曰吆喝是我的言论自由。这个说法是荒谬的，因为这个所谓的公众场所并不是属于公共的，而是你或者你的公司买或租下来的属于你或者你的公司的经营场所，在这些地方如果因为你的言论导致经营者受到了损失，你是必须赔偿的。所以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美国的飞机里面某人喊“劫机”是犯法的（即使他并没有劫机），这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在美国的电影院里面乱喊“失火了”是不允许的，是犯法的。 　　 　　属于准公共场所的地方还包括某些属于政府的办公场所，比如政府办公地点，法院，议会等。这些地方也属于第二类，甚至只有经过政府允许或批准才能进入，道理也很简单，这是政府工作人员专门办公的地方。这也就是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美国那个“反战母亲”会被逮捕，因为你可以在政府办公楼外天天喊，但是你不能闯到政府办公地点里面喊，反战母亲就是闯过白宫前面的篱笆进入政府办公区域被捕的。 　　当然他另外还有几次被捕是因为闯入“私人地点”，比如闯入布什家的农场，这当然也是犯法的。因为这些地方属于“完全的个人”。 　　 　　5．中国人爱犯的第五个错误是：公私不分，你我不分，把很多私人空间和他人空间当做公共空间，并要求自己在那里拥有言论自由。说起来大家不相信，但是它在我们周围确确实实就经常发生。 　　 　　犯这种毛病最多的是认为QQ群和私人论坛应该有言论自由，但实际上这些“看似公共的场所”其本质是私人的，或者说是个人拥有控制和管辖权力的。说到底他是某个个人结交朋友的地方，它和大家在家里开的派对其实是一样的，主人有让你来的权利，同时也有不喜欢你，请你离开的权利。当然这个“不喜欢”也包括不喜欢你说的话，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有点象公共场所，但实质上那是私人场所，哪怕那个私人场所是临时租的也一样。 　　 　　同样的道理中国很多人认为报纸是公共空间可以随便说，这就是典型的你我不分，报纸的言论自由是指——拥有报纸的人可以在他自己的报纸上言论自由，并不是说你可以在别人的报纸上随便说。要是可以那样，那不就成了你强迫别人说你想说的话？这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911刚发生后，很多报纸会拒绝发表太过刺激性的文章，因为发不发表这是报纸的自由。其实不止911的时候，就是在平时也是你投稿，报纸同意才能发表的。只是911的时候，事件发生的突然，很多以前可能基本同意发表的文章都得不到发表而表现的比平时突出而已。因为报纸（也包括所有属于某个组织和公司的媒体，当然也包括某些媒体开办的论坛）不是归属于“公共的”，虽然他是让公众看的（有时甚至是公众可以参与的），但本质上他是归属于某个公司、组织或个人的，这样一来很多中国人就会认为既然媒体不能随便说话，也就没有什么言论自由了，这个观点也是错误的，要回答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讲： 　　 　　首先大家要理解——言论自由是指你有自由说话的权利，但是绝没有强迫别人说话的权利，更没有强迫别人按你的话来说的权利。 　　 　　其次大家要理解——言论自由的核心是指政府不能控制民间的言论，不管媒体要说什么，政府你是管不着的。这个“管不着”并不是说政府不能表态，政府是可以对某 种言论发表看法，甚至谴责某种言论，但是它就是不能去堵别人的嘴巴，不能去查封媒体，不能去审查媒体的内容等等之类的。当然也不能因为内容而禁止某人或者某组织和公司的媒体的开办——即任何人可以开自己的媒体，比如开派对，开qq群，开聊天室，印刷传单，印刷报纸（大型的传单其实就是报纸），出版书籍，开办论坛、网站，电台电视台。只要做到了这些，这就是言论自由。 　　 　　总结一下这两点，言论自由是指你自己有自由说话的权利，政府管不着，而不是你有在别人的地方说话的自由。从而可见qq群踢人、论坛删帖、媒体不刊登某篇文章和广告，这些都是符合言论自由原则的，而不符合言论自由原则的是，政府禁止某人、某公司、某组织建自己的即使通讯网络、开办论坛网站、电台、电视台、出版书籍、传单、报纸等这样的行为。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甚至是致命的错误，在这里要单独提出来——很多追求自由民主的中国人经常性的犯一个致命错误，这个错误在上面的内容已经部 分涉及到，就是认为“言论自由就是要给人说话的权力”（尤其在谈自由民主的时候）。这句话看似正确，其实完全错误，其实这句话光字面上就前后矛盾，首先说 话的权力不是某人“给”的，如果需要给，这恰恰说明某人根本没有这个权力，需要别人给他，授予他这个说话的权力。既然权力需要别人给，怎么能说这人在这里有说话权，这么会有言论自由？所以首先要去掉“给某人……权力”的意思，改为“某人有……权力”，另外就是要加上一个地方范围——“完全的公共场所”。什么叫做完全的公共场所，前面我们已经解释过了，这样这句话就变成了：“在完全的公共场所，任何人都有说话的权力”这样才正确。 　　 　　那么在准公共场所这句话成立吗？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在准公共场所，言论自由的提法根本就不正确，某人说话的权力确实就是别人给的，或者说授予的，所以应该说“在准公共场所，人说话的权力是由该场所的主人（控制者）授予的”。 　　 　　比如在公司里面，允不允许说什么话，谁允许说话，是由公司的所有人老板说了算， 　　——客运公司规定驾驶员不得和旅客闲聊。 　　——电影院规定观众不得大声喧哗，甚至规定关掉电话铃声。 　　比如某组织或者个人举办的会议或者聚会，开办的聊天室，建立的QQ群，允不允许说什么话，谁允许说话，也是由该组织或者个人决定或者说授权的。 　　——新闻发布会哪个记者有权力提出问题，是由该新闻发布会的举办方（一般为新闻发布人自己）决定的，而不是任何记者都有权提出问题， 　　——美国共和D的大会里面一般是不允许民主D人来发言的，除非得到共和D大会的邀请。不过美国的两D本来就是进退自由的，任何一个民主D的成员都可以今天退出民主D，明天马上就加入共和D。要是有人冒充共和D人去共和D大会发言，说的都是共和D人反对或者不想听的观点，这时台下的共和D人就会起哄，给这个 人喝倒彩，叫他滚蛋，甚至把鸡蛋，冰淇淋扔到他脸上，因为这个大会的主人恰恰就是台下的听众。 　　 　　其实要理解这个问题很简单，这些准公共场所其实是应该属于他的主人掌控的，主人让不让某人说话自然应该由主人决定，如果主人不愿意听，他人却要强行发言，其实是剥夺了主人的权力。言论自由是指（在完全的公共场所，和自己的媒体和组织里）人有说话的权利，但是他人没有（在本属于你的媒体和组织）强制发言的权力，更没有（在本属于你的媒体和组织里）强迫你听他人发言的权力。 　　 　　所以说在QQ群，聊天室，会场等地方，谈自由民主的时候，对某人禁言，大家不听某人的言论，甚至把人驱逐出去都是合理的。不能以“大家都是谈自由民主的，所以应该允许别人发言”作为借口，让大家听些大家都不想听的话耽误时间，因为这句话本来就是错的。 　　 　　尤其是最后一点，非常重要，虽然内容和前面有些重复，但是我还是单独把他拿出来强调。现在很多搞自由民主的人群里，讨论问题经常被破坏就是因为这句话——“都不允许人发言，还谈什么自由民主”，大家千万不要上了这句话的当，直接给这种人脸上扔鸡蛋。 　　 　　6.中国人爱犯的第六个错误是认为——纵观全世界所有的媒体，没有任何一个媒体能做到真正的公正、中立，都有或多或少的错误和不实，于是就认为言论自由对追求客观，事实，真理没有什么作用，甚至认为什么都能乱讲，不但对追求事实和真相不起作用，还让事实和真相更加混乱，这也是错误的观点。 　　 　　小时候，我们人人都听过《狼来了》这则寓言故事，故事中的小孩说 了三次谎，最后一次再也没有人相信他了，小孩也得到了撒谎的惩罚。小孩确实有说谎的自由，结果说谎得到了惩罚，被狼吃掉。现实自由民主世界中，媒体不会被狼吃掉，取而代之的是信誉度下降，销量降低，裁员，甚至亏损，优胜劣汰的结果，自然是媒体在竞争中不得不不断提高自己报道新闻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站住脚跟。其实大家想一想自己周围的人，你会相信哪些人说的话？我想必然是那些平时少说假话，多说真话的人更值得你相信。 　　 　　另外，之所以会形成这种错误的看法，还在于不能动态的看问题。认为某人或者某个组织现在说真话，以后也必然说真话，现在说假话以后也说假话，其说真话，说假话的程度都是一成不变的。以上面《狼来了》这则寓言来说，如小孩是专门帮村民在山头瞭望的，而且有两个小孩，其中一个还是原来那个小孩，第一天，原来那个小孩谎报“狼来了”，这时另一个小孩说“没有狼”，这次村民可能还会像故事中那样拿着工具去打狼。但是如果第二天原来那个小孩又谎报“狼来了”，另一个小 孩还是说“没有狼”，还有几个人会相信原来那个喊狼来了的小孩呢？这就是有竞争和没有竞争的区别，在相对竞争较少的只有一个小孩的情况下，村民要上两次当，在有竞争的情况下，村民上当的次数就减少到一次，而且不仅会减少村民上当的次数，也会改变故事中原来说谎的那个小孩。在一般情况下，这个小孩第二天就会停止谎报，以后谎报的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其实这个小孩还是原来故事中的那个小孩，但是在其他人的竞争之下，他不得不改变自己，在说话时选择说真话。 　　 　　这也就是为什么言论自由表面上让说真话和说假话的人都能说话，而专制只允许讲“真话”。看起来好像专制制度对追求事实真相和真理更有利，然而全世界这两种制度实际运行下来的结果却恰恰相反。专制制度国家的媒体谎话连篇，自由民主社会相对媒体的报道更接近真相和客观，这就是（无竞争的）官办垄断媒体和有竞争的自由媒体之间的区别。

奥巴马的发言也被阉割了，有兴趣的朋友来看看没阉割过的

 

 

　鲁迅说暴君的专制使人民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则使人们变成死相，我记得毛说过如果鲁迅活到现在，要么闭嘴；要么在监牢里写！

鲁迅早死，可以安全的躺在坟墓里了，可他说的话却是一个埋不去的真理。

 

 

 

转自:人海杂言话鲁迅

　　应老师要求，读高中的女儿，要找一本关于鲁迅杂文的课外读物。女儿来问我怎么选？我只好老实说，如果要全，恐怕只能买《鲁迅全集》，但估计你也没有那么多时间，看来只好买本《鲁迅杂文选》了。

　　很快，女儿就买了本漓江出版社1998年初版，2005年再版、金隐铭选编的《鲁迅杂文精编》。我不知道金隐铭是否是个什么名角，但金隐铭三个字，让我联想到《红楼梦》里的甄士隐。既然要“今隐名”，则所编书籍恐怕必然“多违禁。”

　　幸好，在出版说明里发现，书是“由鲁迅博物馆副馆长、著名鲁迅研究专家金隐铭先生编订。”这才使我有点放心了。在中国，只要有些“某长”之类的头衔，这人也必定是可靠的了，则所编的书也就必然不违禁了。

　　说起鲁迅，30岁前我是非常喜欢他的。可以说是我的偶像，我毕生没有过什么文化人之类的偶像，鲁迅是例外。犀利的文笔，敏锐的视角、灵动的思维、痛快的叫骂，都让我欣赏、让我陶醉、让我崇拜。

　　对鲁迅地崇拜，还因为毛地推崇。不可否认，毛影响了中国几代人，不幸的是，我也在这几代人中，毛是这样评价鲁迅的：

对鲁迅地崇拜，还因为毛地推崇。不可否认，毛影响了中国几代人，不幸的是，我也在这几代人中，毛是这样评价鲁迅的：

　　“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几乎给了鲁迅所有他能给出的赞美。当时，毛本人都还是高高在上的圣人，而圣人都要倾力赞美的人，不可能不是圣人。这个推理虽然直线了点，也不好深责，因我当时就只会这样的直线推理。

　　后来，信息更开放了，就看到了一些关于鲁迅的负面“新闻”，本来应该是旧闻的，但过去我确实不知道，对我来说，就成了新闻。负面新闻有哪些呢？大致有三点：

　　一是把鲁迅和胡适比较，认为鲁迅是要求革命，而胡适是要求改良，鲁迅是要求斗争，胡适则强调共和。

　　二是鲁迅爱骂人，虽然他曾经强调：“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但鲁迅对其论敌，应该是用过不少尖刻语言的。这在《鲁迅全集》里是可以找到。老实讲，某些文字，多少还是有些碍眼。要说是骂人也无不可。

　　三是男女关系问题。在中国，批判人时，这可是最经典的问题了。就象厨师做菜离不开盐一样，在中国批判人，也绝离不了男女关系问题。

　　鲁迅的男女问题还分为两类，轻一点的，是说他和许广平恋爱时，还有另外一个女友。大致是批评鲁迅在感情上欺骗了这位女友。

　　厉害一点的，是说鲁迅与其弟媳妇关系不正常，有说是通奸的，也有说是单方面性骚扰的；

　　最有想象力的说法是：鲁迅的那位日本弟媳妇勾引鲁迅不成而反诬鲁迅调戏、或者强奸自己。这其实有点象《水浒传》里武松与其嫂子潘金莲的那段故事了。不过，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可不象武松的哥哥武大郎那样，坚信自己的兄弟英雄了得，必然不会做出那种苟且之事来。于是，周作人和其哥哥周树人，即鲁迅，彻底地翻脸了。

　　鲁迅兄弟反目的原因，是鲁迅研究的最大悬案。这就难免会给鲁迅的光辉形象，抹上一道灰暗的阴影了。

　　我一直以为，还会看到鲁迅兄弟反目的另外一个版本：就是周作人的日本老婆，原来是个日本间谍，是小日本派来砍我们的文化旗手的。而周作人最后被定位为汉奸的史实，也很容易为这个版本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可惜，至今都还没有看到，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很希望今后能看到。

　　由于上面的三个原因，鲁迅的圣人光环就难免会退掉。因为中国的圣人都是不容置疑的，不该骂人的，也是不吃人间烟火的。现在，鲁迅在这三条上，都被人质疑。则鲁迅不是中国的圣人就确定无疑了。因此，我也就不再崇拜鲁迅了。

　　只是，我也不讨厌鲁迅，甚至还仍然喜欢他。仍然喜欢他“犀利的文笔，敏锐的视角、灵动的思维、痛快的叫骂。”我只是不把他当圣人看了罢。其实，30岁后，我眼里就没有了圣人。这一点，也许不好。至少，它阻碍了我进入任何宗教的殿堂，显然，我并没有彻底觉悟！

　　其实，鲁迅是因为某种需要而被阉割而成为圣人的。只是，通过避讳隐藏掉一些历史信息，以实现满足某种需要的阉割，却历来都是中国史学家源远流长的传统了。如果非要正本清源，则这个源头至少要上溯到孔子增删《春秋》、《诗》《书》《礼》《乐》的年代了。

　　阉割，其实就是去掉阉割者不想要的那部分多余东西。比如皇帝就不喜欢太监有那话儿，因此，太监的那话儿就成了多余的，就必须被皇帝去掉。

　　一般以为，只有皇帝才有权力阉割，其实不然，中国的圣人也有权力阉割，中国某部、某局的官员也有权力阉割，中国的大、小编们也有权力阉割，中国的史官更有权力阉割。写《史记》而成名的司马迁，虽然被皇帝阉割了，但他自己大致也通过阉割历史而找回了失去的那话儿。不过，今天的史学家也不好怪他，毕竟，司马迁也通过阉割，为他后世这些研究历史的徒子徒孙们，留下了无穷无尽的就业机会啊，尤其是在躬逢盛世时。

　　据说，“阉割”是个贬义词。我看，有个褒义词到与其意义接近，这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塑造”了。

　　塑造这个词，大致来源于雕塑这个行业。曾经有贵夫人问著名雕塑家：“真神奇，你怎么能把一块丑陋的石头变成精美的雕像呢？”雕塑家谦恭地答道：“夫人，其实我没有什么神奇，我只不过是把多余的石料去掉而已。”

　　由此可见，如果忽略情感色彩，则“塑造”同“阉割”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去除或者改变多余的部分。要注意的是，这个“多余的部分”只是塑造者和阉割者的认为，而不一定是被阉割者和被塑造者的想法。

　　中国阉割的历史有多长，中国塑造的历史就有多长。今天，我们虽然很难再看见被阉割了的太监了，却很容易看见各种塑造出来的“太监”！包括中国男足在内。

　　约翰.密尔说：专制使人变得冷嘲。而鲁迅先生说：暴君的专制使人民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则使人们变成死相。我想，约翰.密尔说的非常有道理，不过，鲁迅先生说的更深刻！这大概是由于约翰.密尔还只体会到过暴君的专制，而鲁迅先生不但体会过暴君的专制，更体会过愚民的专制之故。

　　那么，中国到底是暴君的专制，还是愚民的专制呢？或许，我喜欢冷嘲，你喜欢死相？咱们冷嘲和死相和谐共生，实现了专制下的共和？

　　2000年前，中国就有暴君，而连绵至今，都见专制，必然塑造和阉割出大批冷嘲的志士和更大批死相的愚民。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缺乏大规模批量生产产品的能力，很多志士对此忧心忡忡。现在看来是多虑了，因为中国从来就有大规模制造愚民生动的死相的能力，又怎么可能无法大规模地制造那些冰冷的产品呢？你看，现在不是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了吗？

　　过去，把鲁迅塑造成圣人，那也只是为了专制统治者制造愚民死相的需要。鲁迅，只不过是被提倡斗争哲学的人，利用来营造气氛的工具而已。

　　回到手里的这本《鲁迅杂文精编》，无聊的时候，我曾经翻了好几遍。居然被我发现，鲁迅还被继续阉割着！因为出版说明里宣称：

　　“本选集所收诸篇均为‘狭义的杂文’。内容顾及到鲁迅生平的各个历史阶段，基本上做到了‘名篇不漏收’。但鲁迅个别杂文，如《我们不再受骗了》、《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答托洛茨基派的信》，虽系名篇，因为涉及复杂的历史背景和人际关系，未予收录，特此说明。”

　　我想，既然是“狭义的杂文”，则《药》、《阿Q正传》、《祥林嫂》之类的小说，虽是名篇，却应该归类到“广义的杂文”里，不收录是应该的。其实，我只好奇，《二十四孝图》是否被收录？因为我很喜欢鲁迅的这篇文章，而课本和大多选集都没有收录该篇，常常令我觉得遗憾。不知著名鲁迅研究专家，金隐铭先生是否能帮我填补掉这个遗憾。

　　翻了几遍，居然没有发现《二十四孝图》，于是，就更加遗憾起来。看来，《二十四孝图》不是名篇了。因为金先生选编时，是坚持了“名篇不漏收”的原则的。对于漏收的那三篇我所不知道的名篇，金先生也以严谨地治学态度，不但特特全罗列了出来，还给了非常合理的解释。《二十四孝图》既不在书里，也没有被罗列出，就肯定不是名篇了。何况，我过去所见的鲁迅杂文选里也没有见到收录这一篇啊。看来，《二十四孝图》只能是我个人的特殊喜好了。

　　只是还有点不甘心，于是，又开始怀疑，是否有其它漏收的名篇呢？我开始回忆自己所记得的鲁迅名篇的题目，好象有篇纪念刘和珍的杂文很有名，是什么题目呢？难道是《为了忘却的纪念》？这样，又翻了几遍《鲁迅杂文精编》，居然没有发现《为了忘却的纪念》，甚至也没有发现书里有“刘和珍”三个字。

　　只好到网上搜索，这才发现：《为了忘却的纪念》原不是纪念刘和珍的，而是纪念被专制政权杀害了的五位青年作家的，其结尾有文字：“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

　　这到令我回忆起来了，这应该是我中学课本里的文章，是纪念柔石、白莽等左联五烈士的。看来，中国很喜欢杀人，搞得鲁迅写纪念文章都忙不过来，搞得我都要记混篇名。哎，有什么办法呢？也只好象鲁迅一样，低吟两句：“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罢了

　　进一步，我又确认，鲁迅另外一名篇的题目就是《纪念刘和珍君》，也应该是我原来中学课本里的文章。恍惚听得，现在已经撤出了中学课本，据说是新时代了，不应该学具有煽动性的文章了。

　　又多次检查《鲁迅杂文精编》后，我确认，《纪念刘和珍君》同样没有被收录，虽然身在新时代，不应收录血腥杀人的文章，要删除煽动性语句的太监精神，我完全理解。不过，我开始怀疑金先生 “名篇不漏收” 的原则了，继而，也开始怀疑起金先生严谨地治学态度和人品了。因为他的声明应该是“名篇要漏收。”或者至少在出版说明中，罗列出这篇漏收名篇的题目啊。诚实，应该是最基本的人品要求吧？

　　如果非要为鲁迅杂文分类出名篇的话，我想《纪念刘和珍君》本应是最具资格的。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执政下的北洋ZF，下令开枪射杀在执ZF前示威游行的学生，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身中数弹，卧于血泊之中。其后，凶残的士兵又冲过来，复用木棒猛击刘和珍……，刘和珍去世时，年仅22岁。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三一八”惨案中的一幕。鲁迅先生不但出席了刘和珍的追掉会。还为她写下了千古名篇《纪念刘和珍君》。其中：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

　　“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但段ZF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啊，沉默啊！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这些文字，即使在新时代的今天看到，都还令我非常震撼。我非但没有忘记这些文字，反而由于中国历史所特有地轮回，更强化了对这些文字的记忆。并且希望，只要中国还没有改变，国人都应该牢记住这些文字！

　　可是，金隐铭先生却阉割了这些文字，我不仅要问：金先生，你究竟又想塑造个什么新玩意呢？

　　当然，这或许不是金先生阉割的，也不是大编、小编们要阉割的，甚至也不是某部某局要阉割的，那么，究竟是谁在偷偷阉割掉《纪念刘和珍君》呢？

　　我想，鲁迅在天之灵也绝难想到，他死后为几十年，会获得“主将”、“旗手”等钦赐谥号。也决难想到，在获得这些谥号后，他的文字《纪念刘和珍君》却因疑似煽动而被阉割。

　　鲁迅早已不是鲁迅，因为阉割和塑造。中国历史也早已不是中国历史，因为被阉割和塑造。那么，中国的未来会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的记录，必将成为中国未来的历史。如果我们阉割和塑造了今天的记录，则我们未来的历史也必然不是中国史。

　　我们过去的抉择，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今天的抉择，也必将影响着我们未来的生活。今天，我们到底该怎样抉择呢？

　　和中国历史一样，鲁迅一直被人阉割着。今后，中国的未来史也必然和鲁迅一样，会继续被阉割着。中国的历史就是依靠阉割来制造暴君和愚民的不断轮回。虽然非常荒唐，但却早已成为了习惯。鲁迅在天之灵都没有办法，也只有继续诅咒：

　　阉割吧！阉割，不在阉割中爆发，就在阉割中灭亡。

 最近和一个网友聊天，说到关于中国的宪政民主和维权问题，我推理说中国一定会有宪政民主的一天，只是时间的问题，需要每个人意识到宪政民主的意义，每个人都学习维权的知识，网络的出现是推进宪政民主的一个重点，我也阐述了我的观点，论据，可她非说这是预言。我要她阐述她的观点，她说子非鱼 安知鱼之乐，然后顾左右而言它，说了一大堆和主题无关的结论，好不容易经我的提醒好歹下了一点和主题有关的结论，但是当我要她说出论据的时候，她就又下新结论了，真是叫我苦笑不得。

所以关于中国人的逻辑，我想还是让林语堂来说说吧。。。

 

                                 逻辑思维(1)

 

再进而谈到中国人的逻辑问题，这问题是基于中国人对于真理之概念的。真理，据中国人的观念，是从不可以证定的，它只能暗示而已。庄子在二千年前，在他所著的《齐物论》里头早已指出人的知识的主观性：

　　即使吾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我胜，我果是也，尔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暗，我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照这样的学理讲来，真理是不可证定的。他只能被“会心于忘言之境”。故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庄子曰：“……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道即为真理，故真理这样东西，只能在直觉的悟性中感到。中国人虽非明确地同意于庄子的认识论的哲理观念，然在本质上是与之合致的。他们所信赖的，不是逻辑——逻辑从未发皇成为完备之科学——而是或许更为健全的普通感性。凡性质类似强辩的理论，非中国文学所知，因为中国传统不相信它，从而辩证术在中国遂不见其发达，欲求科学文字之以文学的形式出现，亦遂不可得了。

　　卡而格林（B Karlgren）不久前写过一篇文章，表出中国著名批评家辨别古书真伪在争论中所用之诡辩，有许多错误实在幼稚得可笑，但这种错误必须待引用了西方方法才能显露出来。中国人写文章从来未有写一万或五千字以树立一个基点；他仅留下一短短标志让后人来赞许或反驳其真实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学者总欢喜把许多笔记或随笔遗传给我们，里头包括零零碎碎的片段；也有文学写作态度的意见，也有校正古史错误的记录，也有暹罗双生的轶事，狐仙、虬髯客、吞蜈蚣僧等等奇闻异迹，杂沓纷纭，凑在一起。

　　中国著作家只给你一段或二段论辩，便下结论。当你诵读他的文章，从不觉得他的发展已达到论辩的最高峰或天然的结论，因为论辩与证据都是那么简短，不过你可以感到一刹那的幻觉，觉得它已经达到了结论了。笔记中之最佳者，如顾炎武之《日知录》（十七世纪初期）享盛名之由来，非由于逻辑，而由其记载言论之本质上的正确，此等正确性只有留待后人的证明的。《日知录》中一二行的文字，有时需要后人几年的考据，这真是再科学没有了；又如要决定历史事迹上的一点，会需要数度往返的勘察，需要百科全书那样渊博的学问，而他的错误终属不易校正，即说是正确的，一时也没有可能明见的佐证，但只可以意会的加以赞同，因为在他的著作问世以后三百年来，未有人能举出反对的论据，如是而已。

　　吾人于此可见逻辑对普通感性之对峙，在中国代替了归纳与演绎论理之地位。普通感性往往较为高明，因为分析的理论观察真理，常把它割裂成几多分散的片段，因而丧失了它的本来面目；而普通感性则将对象当作一个活动的整体看待。妇女具有比较男性为高强之普通感性，是以倘遇任何意外发生，吾宁愿信赖女子的判断强于男子的判断。她们有一种方法，能估量一种情况的整体会不致被其个别的小景所惑乱。中国小说之最佳者如《红楼梦》、《野叟曝言》，女性被描写成应付环境的最健全的判断者，而她们的语言，有一种美妙的方法能使之圆滑而完整，具有十分迷人的魔力。逻辑而缺乏这种普通感性是危险的，因为一个人有了一种意见，很容易用他的文学性的脑筋把种种论据曲解文致，使满足自己的意志，而且仍可以像Middlemareh里头的加索绷先生一样，竟至不能体会人人所能体贴的爱妻的生活。

　　此所谓普通感性自有其性学的基础，那是很有趣的。中国人之判断一个问题的是与非，不纯粹以理论为绳尺，而却同时权度之以理论与人类的天性两种元素，这两种元素的混合，中国人称之为“情理”：情即为人类的天性，理为永久的道理，情代表柔韧的人类本性，而理代表宇宙不变的法则。从这两种元素的结合体，产生人类行为的是非和历史的论题的判断标准。

                                         逻辑思维(2)

这个特征或可由英文中“理”与“情”的对立的意义中见其一二，亚里士多德说：人类是论理的而不是讲情理的动物。中国哲学也容忍这个说法，但却加一补充，谓人类尽力成为有理性即讲情理的而不仅仅为论理的动物。中国人把“人情”放在“道理”的上面，因为道理是抽象的、分析的、理想的而趋向于逻辑的要素概念，情理的精神常常是较为实体论的，较为人情的，并密接于观实而能认识正确的地位的。

对于西方人，一个问题倘能逻辑地解决，那是够满足的了，而中国人则不然。纵令一个问题在逻辑上是正确的，还须同时衡之以人情。确实，“近乎人情”是较胜于“合乎逻辑”的伟大考量。因为一个学理可以根本违反普通感性而却很合乎逻辑。中国人宁愿采取反乎“道理”的任何行为，却不能容许任何不近人情的行为，此种情理的精神与普通感性的信仰在中国人理想上树立了最重要的态度，结果产生了“中庸之道”，这是吾在下面将要讲到的。

　　　　最近有本关于家庭教育的书，叫《我平庸，我快乐》。从书名就可以看出，这本书与同类作品很不相同。有一天我偶然看到电视上对它的一个“批判会”，结束的时候一位“专家”说：“每个孩子都有做‘人上人’的欲望，我们应该鼓励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我以为这位专家想表达的是“自我实现”，但遗憾得很，和大多数国人一样，这位专家追求的其实并不是“充分发挥自己潜能”的“自我实现”，而是做“人上人”的那种权力：那种把别人比下去，打倒别人，把别人踩在脚下，让别人吃苦头，控制别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的权力欲望。如果对他们说：“‘自我实现’并不是要把别人比下去，相反，它更重视追求过程中“此时此地”的快乐；自我实现者不仅有爱因斯坦、林肯那样的“VIP”，也包括一位成功的家庭主妇（后者无疑是“平庸”的）”，他们一定会感到大惑不解。“自我实现”从本质上是反对权力主义的。但是权力主义似乎是中国人人格结构的基本组成部分。以上的例子不仅体现了权力主义人格中崇拜、追逐权力的方面，还体现了那种丝毫不能容忍摸棱两可的非此即彼思想：对一件事物，你必须旗帜鲜明，要么支持，要么反对；而不能去考虑考虑，自己所反对的事物中究竟有没有几分合理性。由于不能忍受生活中存在的不确定性，权力主义者更愿意把自己交给一个强有力的独裁者，让他替自己做决定；或者交给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思想，这样自己就可以“以不变应万变”，而不必面对这些不确定性。权力主义者不仅仅是“独裁者”，还包括“奴隶”；“独裁者”和“奴隶”是权力主义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
　　
　　　　权力主义者的另一个特征是“世上处处有阴谋”的妄想狂。他们自己热衷于追逐权力以控制别人，而且认为别人也是这样对自己的，所以他们不信任别人；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习惯于把人分成“自己人”和“敌人”两个极端二元对立的部分；因此认为“敌人”总是阴谋反对自己，也是必然的了。中国人的妄想狂往往与极端爱国的极权主义结合起来，极为典型的是对“国际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的指责：不仅仅五·八使馆事件和南海撞机事件被认为是蓄意（权力主义妄想狂认为，“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国际上对中国的批评和不同意见被指为“国际反华大合唱”；就连杨澜吴征面对指责时也说：“这是海外一些反动人士的阴谋……”；“核酸营养”的倡导者对待批评时说：“这是国外公司代理人的阴谋，目的是要搞垮我们的民族核酸产业……”我不是说，说这些话的人自己心里就一定真的这么认为，也许他们只是很平常地“拉大旗做虎皮”，但重要的是，他们知道这些说法在中国是有市场的，是迎合了相当多的国人的心理的，是有人买帐的。
　　
　　　　把一切都说成是敌人的阴谋，不仅在政治上有转移矛盾、打击异己等用途，在心理上也有其基础。如果说对五·八使馆事件和南海撞机事件的猜疑尚有些事实基础，那么以下一些例子已经近乎病态的妄想：北约轰炸南联盟这件原本与中国无关的事是“冲着中国来的”；一些中国电影在国际上拿奖是因为它们“反映了中国的阴暗面”；最近的故事则是“美国把从中国的来的黑鱼说成是鱼类之敌是‘妖魔化中国’”……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更极端的例子是，左派刊物《中流》曾经说，日本动画片《圣斗士星矢》和美国动画片《特种部队》“包藏祸心”。应该说的是，这里所说的“妄想狂”与精神病学上说的妄想狂不是一个概念，但是也有共同之处：后者的特点包括“高度自我卷入”和“个人所独有”，换句话说，只有一个人的妄想才是妄想，一群人的妄想就不是妄想；但是精神病的妄想常常是认为有人在害他，把环境中对自己无威胁的事物理解为有威胁（被害妄想），或者把环境中与自己无关的事物理解为都与自己有关，如别人偶然的一句话、一个眼神都被认为是“冲着自己来的”（赵家的狗为何看我两眼？），甚至电视广播都是在谈论自己（关系妄想），这是不是与我们的权力主义者很像呢？一个总怀疑别人要害自己的人，我们说他是一个妄想狂、精神病患者，一个总怀疑别人要害自己的民族，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呢？
　　
　　　　中国人的权力主义人格是如何形成的？“东方治水社会”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在类似中国、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的干旱、半干旱农业区，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此这些地方被称为“治水社会”。治水需要一个强大的、集权的、独断的权力机构，因此在治水社会中生活的人们形成了如下的心理特点：集体主义，人们服从集体并且对不服从者严加惩罚；服从性，人们视服从为美德，认为美满的生活就是服从的生活。“士兵没有国王，犹如绵羊没有牧人”，“农民没有地主管家，犹如土地没有农夫”，“工人没有工头，犹如运河里的水没有管理人”；中国类似的话则是“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最后，与集体主义正好相反，治水社会中的人是彼此疏远的、自保的、一盘散沙的。长官必须提防下属的伤害，因而与下属保持很远的距离。在古埃及，一个法老对他的儿子训示：“要远离你的下属，以免遭受到意外的恐怖。不要在一个人的时候接近他们。不要和兄弟推心置腹，也不要交朋友……甚至在你睡觉时，也要注意不要泄露你内心的秘密。”官员之间也要彼此提防。平民则担心不确定的惩罚和制裁，担心官员来找麻烦。当别人出问题时，多害怕受牵连，因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在《天方夜谈》中，当人们于门前发现尸首时，总是将其移到别人家的门口，以免被官方追究。当遇到溺水者时，人们较少愿意去解救，以免被怀疑为故意淹人。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强大、集权、独断的权力机构使人们追逐、崇拜权力；“集体主义和服从”的心理特点正是权力主义人格中的“求同与顺从”；而人们没有安全感，彼此之间疏远、不信任、相互提防，一盘散沙则正是妄想狂的心理根源。内心缺乏安全感，所以觉得人世险恶，对别人，其实更是对自己充满了敌意和恐惧，因而更愿意把自己交给一个强大的权力。一个人连自己的兄弟、朋友、邻居和同事都不能信任，更不用说信任外国了。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敌意的世界中不能自拔，而没有注意到其实最大的敌人就在我们的内心中；我们恐惧别人“亡我之心不死”，而真正值得恐惧的，就是这种恐惧本身。